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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袁江洋 來源:科技日報 發布時間:2022/5/13 1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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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的初心,求真也求善

               

              【科學文化大家談②】

              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文化,始于1644年威爾金斯和波義耳等人在牛津組建的“無形學院”,以及1660年組建英國皇家學會時以科技知識重建伊甸園的藍圖。

              當代的科學文化,就源自這群科學家既求真,也求善,并將其合二為一的希望。就像培根說的:“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愈多,則我們離上帝愈近而非愈遠。”波義耳把世界比作教堂,把自然哲學家比作牧師,認定自然哲學家要探索自然以頌揚上帝。牛頓則殷切希望,自然哲學臻于完善的同時,道德哲學得以拓展。

              科學史家默頓認為,在17世紀的英國社會,清教倫理連同培根功利主義原則為科學發展構造了適宜的文化氛圍、確立了目標。

              科學文化最終溢出小圈子,流向大社會,以其鮮明的精神氣質,洗滌傳統的宗教神學文化,深刻影響了西方思想和全人類。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不但是新科學誕生的標志,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起點。

              當近代科學進一步成長,當波義耳、牛頓自然哲學背后的神學世界圖景蛻變為世俗世界圖景,實驗哲學轉變為科學??茖W不但改造著人類的精神生活,而且通過技術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物質生活。

              但是,超出科學文化早期倡導者設想的是,培根的科學—社會協同發展烏托邦并沒有完整地實現。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最終表現為十足的擴張進程,它給西方社會帶來財富和世界統治權,卻給非歐社會帶來貧窮和奴役;但這樣的結果偏離了培根的烏托邦理想,更談不上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產物。

              西方社會將培根“知識就是力量”摘取出來當作口號來用,將科學當作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來用,將科學文化早期倡導者所設定的培根科學—社會發展圖式及價值論再次翻轉,讓盧梭所預言的“科學技術加重人與人之不平等”變為現實,將歐洲帝國公民的“自由、民主”建立在非洲、美洲、亞洲人民的不自由、不民主之上。

              二戰結束后,后現代論者從負面角度解說科學,將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弊病——帝國殖民、生態環境污染、道德淪喪、世界大戰——說成是現代科學的結果;甚至有激進者認定,現代科學純粹是“求力的科學”,培根、牛頓是罪人。由此激發了公眾的反科學、反理性情緒,也讓科學家群體和理性主義者質疑后現代學術,加重了科學與人文的分裂。

              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裂對峙。

              近代科學在其誕生之期并非與同時代的人文水火不容,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分裂只發生于現代化進程開啟以后。

              后現代論調是站不住腳的。人類理性的成長是人類走出蒙昧時代的關鍵。即使是在今天,科學文化仍然促進了人類文化升華和人類社會發展。哲學家羅素曾說:“理性或許是一種微薄的力量,但它是持續的,并且總是朝著一個方向努力。而非理性的力量則總是在無益的傾軋中相互毀滅。因此,非理性的每一次泛濫,最終都增強理性之友的力量,并且再次表明理性才是人類唯一的真正的朋友。”從總體上看,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升了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的基線,使地球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從公元零年的約1.5億到今天的78億,這難道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展現了科學技術之善?

              并不是每一種文明、每一個時代,科學與人文都會對立??茖W凝聚著人在自然探索方面的思想、行動與成果,本身即是一種人文。人生觀問題探討不是人文學者的專利,也與科學有關。

              科學—人文、自然—道德、理性—信仰本來是關系密切的,有兩個時代值得回顧。

              其一,約2500年前,希臘人在整合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波斯文明思想成就的基礎上,首先發展出了成體系的、遵循相同認識規則和標準的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因之,如何處理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的關系問題成為希臘思想家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蘇格拉底說“知識即美德”,強調人類善惡價值判斷須以“知”為前提。柏拉圖繼承畢達哥拉斯教派靈魂潔凈說(畢達哥拉斯教派追求永生教義,認為僅靠素食節欲潔凈身體是不夠的,還需通過學習數學來潔凈靈魂),以數學作為靈魂潔凈的手段,在其學園門口樹起“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的牌子。他還在其《蒂邁歐篇》開頭花很大篇幅講述發達的大西島文明因地震而沉沒于海底的故事,提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與人關系的基礎。亞里士多德聲言“合乎理性的生活對人而言就是神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十卷第八節),聲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聲言自己的修辭學與智者的修辭學之根本區別就在于自己依托真理而智者依托詭辯。希臘三哲在思想上一脈相承,均將理性視為通向德行的根本路徑。在此,我們不妨以“由真鑒善”來概括希臘先哲所主張的這種自然哲學—道德哲學關系論以及理性—德行價值論。

              其二,經院哲學確立數百年后,新藝術、新宗教與新科學接踵而至,表明人類知識王國因人類思想與物質成就的再次匯聚而發生新的整合與創新。培根、波義耳和牛頓等人作為16、17世紀新科學的倡導者與奠基者,視新科學為通向培根“第三自然”(人工伊甸園)的基礎,恰恰是對希臘先哲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關系之看法的重申。

              我們回顧歷史得出的結論是:科學發展與道德發展之間終歸不能說是截然兩分的。在割裂求真與求善、割裂科學與人文的前提下考察或處理人類社會發展問題,或者僅僅考慮求善而無視求真,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

              我們應該一再指出:理想形態的科學是融求真與求善于一體的科學,理想形態的科學文化是恪守由真鑒善之科學價值論傳統的理性文化。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科學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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